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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哥,你慢走!
来源: 时间:2020-06-22 06:52

曾传华

二0二0年六月十七日三点零八分,手机电话铃骤然响起,一看打电话的人,我的心咯噔了一下,我知道一个正处于病危中的同学——胡兴国,此时,可能已然告别了这个世界,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事实确实是这样的,尽管我有思想准备,但我还是难以接受。

这个时段本来是我的直播课时间,或许是预感,这一次,竟像鬼使神差似的安排了十分钟的作业。直播课,我一般都安排得很紧凑,前后悬殊一般也不超过一分钟。幸好有这十分钟的预先安排,不然,我还真不知道我在学生面前怎样控制我的情绪,会怎样的失态。

知道他生病住院,是在年后。宅在家里,给他发过几次微信,不痛不痒的问候而已,没发现有什么异样。君子之交淡如水,大概就是形容我和他相处的这种情形。直到建始宣布开封可以自由活动的时候,他的姨姐有点小事联系我,我才知道他在武汉,准备住院开刀,而且问题很严重。

我知道这个情况后,强抑制心中的不安,怕他多心,还是以“相聚”为由,装作什么都不知道,给他发短信。他那时还很乐观,说他在武汉,准备做一个小手术。过一些时日,就回来了。他并不知道真相,或者说他并不愿相信得的是恶性肿瘤,没有感受到癌细胞已经大面积扩散,正在一点一点地吞噬他的生命。

六月十二号,知道他已回恩施,他家属也同意我们去探望,我们一行三人,才在华龙医院见到他,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。

因为等另一位朋友,也是同学,这位同学因抢险的公事给耽搁了,一直到五点钟不能再等了我们才出发。出发时,建始正在下暴雨。一路上,路面积水也比较多,有的地方还比较深。路面也不干净,常有落石。因此,车开得很慢。七点左右,才到达华龙医院。探望的手续也很麻烦,医院对探望人员数量也有限制,直到接近八点钟,才走进他住的病房。

他躺在床上,浑身插满了各种管子,正输着氧,挂着点滴,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了。见到我们,他强睁开眼,并示意身边的人取下氧气罩。刚开始说话,他口齿还不太清晰,听起来有些费力。慢慢地,他说话变得流畅了些,要我们坐在他身边。他让我按住他的手,大概是手不大听指挥喜欢扭动,容易脱针。我握着他的手,没有什么温度。看着他的样子,想到从前,我不禁悲从中来,泪花在眼眶里打转。我扭过头,强抑制着,怕他看见。他已经感觉他的记忆力严重下降,听他老婆介绍,他最着急的就是这一点。我发现,他的意识也已出现了问题,变得有些模糊了,可能将不久于人世。虽然很心痛、很伤感,为了让他高兴一点,我们尽量聊了一些愉快的话题。

一方面,他的状况很糟,几乎失去免疫力,呆久了怕影响他;另一方面,因为我们也还要回建始。十一点多,我们不得不向他道别。看得出,他有些不舍。我的泪花再一次在眼眶里打转,还是强忍着没有流出来。那是一个特别揪心的时刻。因为我知道,这一别,有可能就是阴阳两隔的永别。

接近两点,我们才满怀伤感地回到建始。

胡兴国是我朋友,也是亲同学。我和他同学五年。工作后,虽然不在一个学校,但在一个区。记得他那时还在他的老家的那个叫安石的一个学校教书,我和另一个同学曾专门去看他。那是一个春日里,我们从茅田镇出发,步行了几十里,才走到他的学校。他的家离学校不远,他就带我们到他家里去玩。他家里人很热情。在他家过了一夜,第二天吃了早饭后才离开。

其后,我外出进修,他调到我工作的那个学校。我进修两年,回到原学校,他改行到广播站工作。虽还是在一个区,就在一个镇子上,他忙,我也忙,见面依旧不多。

他调离茅田进城后,我仍在茅田,一呆就是四年。他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感情的人,平时显得有些木讷。偶尔进城,碰上面,也只是聊上几句,虽仍然有共同的话题,谈得来,但因为我生性有些敏感,也混得不怎么得意,总感到我们之间有了一些说不清的隔膜,多了些生分。

又过了十几年,我也终于进城了,仍然教书,他那时已经调到了新闻中心,见面的机会又多了起来。偶尔也聚一聚,聊聊人生,谈谈时事,海阔天空,很愉快。我才发现,此前我对他多少有点儿误会,是我小心眼。他还是同学时代的他,朴实、忠厚、善良、诚恳。感兴趣的话题,他口若悬河;不感兴趣的话题,话语不多,也不爱怎么反驳。表面憨憨的、木木的,其实,内心却似火一样的热烈。

他曾想调我到新闻中心去,我当然愿意,因为我喜欢和文字打交道。可惜,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,这事便只好作罢。从那时起,我觉得我只有当老师的命,就对改行彻底死了心。

他成为资深的记者,我不奇怪。他把一个要死不活的单位,整得生机勃勃,我也不奇怪。我知道,他有这个能力,而且远不止这个能力。但让我想不到的是,他居然痴迷信息技术,竟无师自通,还成了这方面的行家里手。在建始这么一个相对偏僻、落后的地方,将前沿的东西,弄得有声有色,在全国都有点名气,不得不叫我刮目相看,由衷佩服。他的这种学习精神、钻研精神、进取精神,对我触动很大,鞭策很大。

一次,我们几个同学到茅田去玩了后,回来途中,不知怎么就扯到老年的问题上来。他说,我们从农村里的一个放牛娃走到现在,很不容易,既要知足感恩,也要尽力回报社会,做点有益的事情。响应他的倡导,之后,我创办了一个公益性的文学社,他很支持,在新闻中心专门为文学社开辟了一个专栏。在他和学校领导及其他一些朋友的支持下,文学社办得红红火火,很有成绩。四五年时间,有三十几位学生在国家级报刊发表了四十余篇作品,很多都是建始首次,我自己也收获得了不少成果。参加文学社的学生有收获,我也感到特充实、幸福。

他是一个原则性强的人,他认为正确的事,不管是同学、朋友,都倾力支持,绝不含糊。我要代表学校参加评选“建始好人”,我信心不足,他知道后极力鼓励我。那时,他已调到宣传部。他帮我分析我的优势,是做了功课的,也是在那时,我才真正明白,他实际上一直在默默关注我,对我的事很了解。这份友情、同学情,既让我感动,也给了我极大的信心。评上建始好人,他是有功劳的。

或许是我们渐渐地在变老了,事业心、名利心开始变淡了,时间也充裕了些,他调到恩施后,每次到建始来,都要小聚一下。因为工作,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,常常感到交谈未能尽兴。总以为我们的时间还很充裕,还有下次。一段时间不见,还真有些想念。我们还商量好退休后,找一个地方结伴养老,并为社会尽点余热。

世事无常,没想到他竟然因为大意,错失了发现和治疗肿瘤的最佳时间,以致回天乏术。唉,真是时也,运也,命也!

一班的同学,先有邱同学就不辞而别,让我猝不及防,伤心了好一阵子。现在,胡兴国又悄悄地离开,虽然在他垂危之时见上了一面,但他那时意识已有些模糊,可能已无法感受到我内心对他的感激,以及生离死别的那种难舍、依恋、悲伤,怎能不更加伤心?

我这人,或许是个性的原因,相识满天下谈不上,认识的人也算不少,但知音却真是无几人,胡兴国绝对算得上这几人中的一个。因此,他的离去,我真的深感悲痛,他还比我小几个月。我也知道,到了我们这个年纪,尤其是生命,我们是自己做不了主的。阎王什么时候看谁不顺眼,就会发出死神的请柬。早去,晚去,迟早都得去,谁也不会缺席。但五十七岁,对于极具壮心的他来说,对于我们来说,还是太残酷了,阎王还是太狠心了点。

胡兴国比我小,我常叫他国哥,那是因为他老成持重,有长者风。看问题,能站得高,看得远,见得深。他又重情重义,总是希望看着别人好,肯帮人。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人,是值得一辈子交往、信任的人。前次相聚时,他还时不时地向我们推销他的养生经验,关心我们的身体,叮嘱我们保重身体。

在我看来,生命的长短重要,却是我们无法把控的,我们能做的,仅是拓宽生命的宽度和拓深生命的厚度,尽可能使生命有质量,有价值。胡兴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,站在同学、朋友的角度,我觉得他不虚此生。

史铁生说:“死是无需着急的事情。”反过来说,该着急的是如何活,如何活得既有意义又兴高采烈,且安安静静。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是做减法,每一天都可能是生命的最后一天,谁知道呢?我们理应兴高采烈,带着感恩的心情度过每一天。也正因为如此,就无需再折腾,乐天知命,安安静静。真能这样,或许是我们对心里常想着他人好的胡兴国最大的慰安!

国哥,我亲亲的同学,我的朋友,你慢走!愿上帝保佑你,不,是愿马克思保佑你,灵魂永安!下一世,如果有下一世的话,我们再做亲同学,再做好朋友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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